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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井下的乌达煤矿知青矿工
发布时间:2012-04-26     来源:

◎董日斌*

乌海市乌达区位于乌海市西部,隔黄河与海勃湾区、海南区相望,其余三面与阿拉善盟阿左旗接壤。这里自古以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地。1958年,随着包(头)兰(州)铁路的通车,和国家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沉重千年的乌达地区开始沸腾起来。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云集黄河两岸的桌子山下,贺兰山麓,“向大山进军,向煤海开战”。当年,自治区成立了乌达矿务局,建成4个矿,即黄白茨矿、苏海图矿、五虎山矿和教子沟矿。到1959年5月,乌达矿务局煤矿职工已达1.9万人,总户数3000多户,总人口3.2万人。1962年,这里成立了县级乌达市,归巴彦淖尔盟管辖。

乌达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初期,上万人组成的产业大军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没有房住,大家便傍山凿洞,就地挖窖,或搭草棚、架帐篷、干打垒、砌石屋。有些民工干脆铺草为褥、盖草为被,露天休息。大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戏称这是“铺天盖地、星月照明”;严重缺水,混浊的黄河水便成了唯一的工程及生活用水,甚至喝杯沉淀后的黄河水也要排队,“十天难擦一次脸,两月不洗一回衣”,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没有菜吃,就以咸菜、盐和辣椒面下饭。”(摘自《乌海的开发与建设》)但是,广大建设者依然咬紧牙关,顶酷暑,冒风沙,战天斗地,顽强拼搏。他们以诗言志:

采煤工人干劲高,双手就是劈山刀,

扳倒小山修铁路,移开大山要煤烧。

1958年乌海煤田万人上山雕塑

特殊年代的一批特殊矿工

1968年12月,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巴彦淖尔盟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盟)经内蒙古自治区批准,从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青中,选拔200名男青年,到乌达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具体实施时,根据乌达矿务局的请求,巴盟决定从盟直属一中、二中(蒙古族中学)两所中学选拔“老三届”学生100名,另从乌达矿务中学和煤矿子弟中选拔100名(内含盟直两校的煤矿子弟)。在这样特殊背景下,巴盟“老三届”100名莘莘学子,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乌达矿务局当了煤矿工人。

这批“老三届”知青因为有文化,有知识,充满活力和朝气,自然为乌达的煤炭事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有生力量。在老工人的传帮带之下,他们很快掌握了井下开拓掘进、打眼放炮、采煤回柱、移镏子、开绞车等煤矿生产技术,逐渐成为各工作岗位上的生产骨干和管理人员。在那些“夺高产,献厚礼”、“年初开门红,年终放高产”的各种大会战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难活重活抢着干,加班加点争优先;在井下发生事故或灾难时,他们无所畏惧,挺身而出,哪里困难奔向哪里,哪里危险冲在哪里。他们以煤为业,以矿为家,勤奋工作,勇于奉献。正是在这些磨炼中,他们有的在夺煤大战中受奖,有的在突击会战中火线上入党,有的在井下抢险救灾中立功;还有的由于在工作中屡屡成绩突出,被局、矿两级树为标兵或典型;更多的人则因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被局、矿内外评为先进和劳模,进而使这个特殊的群体,日益成为活跃在乌达矿务局生产战线上的一支年轻有为的生力军,受到局内外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高振伦的六年矿工生涯

高振伦是巴彦淖尔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时就品学兼优。然而,“文化大革命”取消高考,他便作为100名知青的一员,1968年来到了乌达矿务局,在原红卫煤矿掘进三队,当了一名掘进工人。

头一天上班,高振伦和几个同来的校友带着一种新奇感和自豪感,跟着老工人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踏进一条幽深的正在掘进的巷道里。那是一条回风巷,高不足两米,宽一米八左右。巷道尽头刚放完炮,散发着刺鼻刺鼻的煤腥味儿,散落的原煤呈直角梯形堆了半巷道;风带里的强大风流,吹得煤尘乱舞,一片混沌。班长挪了挪风带口,扒在煤堆上看了看煤帮,敲了敲顶板,指着掌子面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工作和战斗的地方。按照班长的分工,高振伦的任务是攉煤装车。巷道很窄,中间停着矿车,一边仅剩尺余宽,站不下人,甩不开锹,只能侧着身子、贴着车帮一锹一锹地将煤往矿车里扬。稍不小心,不是碰痛胳膊肘,就是划破手背,一个班儿下来,伤痕累累。老工人陈师傅跟他合用一张锹,两人轮流着干。在好胜心的驱使下,他干得十分卖劲,不停地替换陈师傅,有时没等陈师傅握热锹把,他就把锹争了过来。矿车装到将近一半,风机突然停了,巷道尽头没了风,闷热闷热地让人窒息,飘落的煤尘一个劲儿地往鼻孔里钻,煤层中渗透出来的硫化氢气体,像臭鸡蛋味儿,熏得眼睛又涩又干。高振伦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衣服湿了个透,头发像淋浴冲过一样,和着煤粉的汗水不住地往下淌。他掏出一条新毛巾,从头到脖子擦了一遍,毛巾竟糊成浓重的煤褐色,看不出原先的底色,便顺手把毛巾扔进煤车。

地下开采不到两小时,掌子面上的煤全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接着是掏棚窝子、架棚梁支护顶板、铺道轨直抵掌子面……掘进的一切工序完成后,班长把他们几个新手领到另一条巷道里,边休息,边等待新任务。老工人都有一件黝黑黝黑、沾满厚厚煤灰的旧皮袄。别看这皮袄脏兮兮的,可大有用场,防寒不说,在巷道里穿着它或坐或躺或靠,无所顾虑,方便顺当。他们刚到矿山,没有旧皮袄,穿着新工作服,坐没地方,靠也没地方,只能站在那里听工友们山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讲笑话、讲故事。冷飕飕的井下阴风,吹得人凉森森的,汗水一落,湿透的衣服碰到身体上冰得叫人真打颤。师傅们看他们有点冷,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把旧皮袄脱下来,给他们披在身上。这时,送水工送来了水,邻近作业面的工友们走了过来,就以水代酒,猜拳行令。说的、笑的、喊的、唱的,把一条阴森森的巷道搅得欢声四起,热火朝天。

下班了,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搭着通铺的宿舍,十几个人一躺下,便咳嗽起来,一声连着一声。高振伦赶紧跑到屋外,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个不停。那痰水十几分钟后,还是黑的。他沮丧地返回宿舍,凝视着床上崭新的只穿了一天的工作服,被乌黑乌黑的煤灰糊得一片连着一片,黑不溜秋的。他狠实实地把工作服摔进脸盆,打上肥皂,搓呀洗呀,居然接连换掉四五盆黑水,怎么洗也洗不净。这时,他突然明白,矿工的工作服为什么看不出底色。想到底色,他不由地想起了老矿工的旧皮袄。于是,他把睡在床上的所有同学叫了起来,大声说,“供应站有的是旧皮袄,咱们找矿长要去!”接着,他既像提建议又像发命令地说:“要去都得去,谁不去也不行!”年轻人重义气爱面子,经不起鼓动,更何况他想得正中大家之意。于是,大伙儿一哄而起,涌到矿长的办公室。万万没想到,矿长非常热情,先是给我们讲知青下矿对改善矿工队伍的文化结构有多重要,又讲了矿上对知青的期望,还风趣地说:“后生们好好干,等你们提拔了,我给你们当兵去。”矿长边说边给供应科打去电话,痛痛快快地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件旧皮袄,还有一套旧工作服和一双水靴。

刚到矿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师傅。高振伦的师傅姓刘,是一位老矿工。他井下经验丰富,热心勤快,常常把“安全”二字挂在嘴上,用他的话说:“这好那好高高兴兴上班最好,这强那强平平安安回家最强。”他苦口婆心地嘱咐高振伦:“下井走一走,一定要敲敲帮问问顶。”在刚下井的那段日子里,每当高振伦干活的时候,刘师傅总会站在他身后,看看煤帮、敲敲顶板,老牛护犊似地关照着他。艰苦创业

有件事,让高振伦感激不尽。入矿半年后的一天,他和另外一名新工人,沿着运输巷的道轨谈笑风生地朝着井口走去,跟在后面的刘师傅像突然发现了什么,猛地大喊一声:“看车!”随即双臂一拥,把他俩推出道轨,紧紧地贴在煤壁上。瞬间,挣断钢丝绳的几节载重矿车飞驰而下,把巷道中的棚梁撞得七倒八歪……刘师傅这一拥,使他俩幸免于难,也给他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在刘师傅的精心呵护和手把手的指教下,高振伦先后学会了打眼放炮、推车钉道、回柱子、打木垛、开铆子、架棚梁,掌握了掘进必备的技能技巧。后来,他不仅如期转为正式工,还成了班里的生产骨干。

1969年12月,高振伦当了掘进队班长,他下井生产事事走在前,苦时险时抢着上。一次,掘进遇到破碎顶板,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打木垛来支护。高振伦二话没说,冒着碎石随时跌落的危险冲了下去,清理浮煤、找底板刨柱窝子。突然,在旁边监视顶板变化的老工人高声喊:“注意!看飞石!”话音未落,高振伦便敏捷地跳了出来,还没等站稳脚跟,碎石齐唰唰地落下一大堆,把刚刚挖好的柱窝子埋了个严严实实。

高振伦当班长,大伙都支持。因而,他带的这个班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曾多次受到矿里的表彰并被命名为“青年突击班”。

1974年,巴彦淖尔盟“革委会”派人到矿上选拔工人干部,高振伦有幸被选中了。临行那天,一大帮工友把他送到火车站,在检票口门前,一一握手道别,那种欣喜和别恋,难以形容。火车徐徐启动,透过车窗,望着乌达矿区的座座矿山、幢幢厂房,雄伟的黄河大桥,从他的视平线上慢慢消失……那种单调而不乏味,清苦而有乐趣,紧张而舒畅的矿工生活和眷恋之情,油然而生,成为他至今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在乌海煤炭战线的坚守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42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这个群体中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调离了煤矿,离开了乌海市,甚至已有13位同志或因公、因病去世,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始终坚守在乌海的煤炭战线上。在来矿最初那些日子里,他们是煤矿受到“文革”的干扰破坏,生产常常陷入停顿的目睹者;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数年间,他们是企业拨乱反正,生产迅速恢复生机的参与者;在改革开放最初那几年,他们是企业得到放权后,一时间生产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亲历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又是煤矿遭遇窘困,停产下岗,失业破产的亲身体验者;在归并神华集团后,他们更是本世纪最初几年中,看着企业重组改制成功,煤矿又重新兴旺发达的见证者。他们与乌海的煤炭工业同生死,共命运,既收获过企业兴盛时发自肺腑的喜悦,也尝遍了企业困顿中带给的百般困苦。

在之后的数十年中,特别是在1976年乌海市成立和“文革”、动乱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各级领导部门的关怀帮助下,加上个人的不懈努力,奋力拼搏,这个群体的许多人,在乌达矿区和乌海市以及社会各方面,出类拔萃,表现非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井下采掘队班组长干起,逐步走上了基层科队长、党支部书记等干部岗位,直到当上局、矿、市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其中,7位同志先后选调到乌海市直属部门工作,有些后来成为市党政部门的主要人。如来巴盟一中的郝永胜,担任了市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正处级);来自巴盟二中的张海旺从乌达矿务局党委书记位置上,被先后提任为乌海市委副书记、自治区煤监局党组副书记、纪委书记,成为一名正厅级干部;来自巴盟一中的王纪文,后来被选调提拔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成为一名副省级干部。有十几位同志,被先后选调到中小学当教师,并很快成为教学能手,有些还当上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其中1名同志出任乌达矿务局教委副主任,主管全局教育工作,为该局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另有十几位同志,报考煤矿职工大学被录取,毕业后成为乌达矿务局的工程技术骨干,逐渐晋升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3位同志从煤矿参军。恢复高考后,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有的人在大学任教,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来自巴盟一中的云贵彬,不仅承担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的主任。在煤矿企业转制初期,他们当中有些人响应矿务局停薪离岗、自谋职业号召,从开办小煤窑和煤炭销售经营做起,如张晓明、刘海、王万明等,现已成为乌海市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群体中,涌现出厅级以上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22人,科局厂队级干部24人,厂长、经理、民营企业家8人;教师2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名,中小学高级教师各5名;另有29人取得了中高级工程师、政工师、经济师职称,还有数人取得医药、医师、会计师、律师等资格。可谓是人才济济,前程精彩,无不令人叹服。

矿工风采42年后的2010年7月30日至8月1日,这批当年千米井下的知青矿工及其家属,在张海旺、郝永胜等同志的热心联络、主持下,欢聚乌海,举行了热烈的联谊、参观活动,抚今追昔,畅谈友情,共话乌海市的沧桑巨变,倍感欣慰。真可谓:

欣喜重逢再聚会,银鬓苍发亦开颜;

我愿诸君从此始,心康体健度晚年。

大家想起,已有陈国富等13人或因公、因病作古,长眠于斯,想起他们便都喟然长叹。煤矿工友李埃生即席吟出一首《蔡国富等十三英灵》——

相携赴煤城,煤海共浮沉。

同学加工友,胜似手足情。

可惜英年逝,闻耗泪沾襟。

千里寻故人,把酒祭英灵。

而今,随着神华乌海能源公司的建立和乌海市实施的矿区棚户区搬迁改造,乌达矿务局虽然撤销,其名称已经消失,甚至连这个群体中最后一名“老三届”知青矿工也已退休离开了岗位,可他们为了乌海这片土地上的煤炭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的精神,将永远载入乌海市史册。

(2010年10月写于乌海市)


* 董日斌,1946年9月生,大学文化,退休前系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驻乌海市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中国煤矿文学创作会会员,内蒙古体育记者,乌海市记协理事、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