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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一代知青的不解情缘
发布时间:2011-09-07     来源:

◎王宝湖*

2009年,通辽市政协编辑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来通辽市(1999年8月前称哲里木盟)农村牧区上山下乡的文史资料专辑《青春洗礼》(通辽市政协文史资料第15辑)。收录的文章,以知识青年的回忆为主,也包括当年的负责同志,带青干部、老房东、“知青”办的同志在内所写的文稿,然后按年代进行编辑,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也算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和那一代知识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该书主编,在具体组织征稿编辑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与那一代知青几十年间的不解情缘。

关于知识青年在通辽上山下乡的资料,在《哲里木志》和《通辽市志》(指县级通辽市,现为科尔沁区)、《开鲁县志》、《扎鲁特旗志》、《库伦旗志》、《胜利农场志》等志书都有记载。《哲里木志》大事记载道:“从1968年开始,全盟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0年,全盟农村牧区共接受天津、北京、浙江、上海等地下乡知识青年19170人,分别安排到全盟9个旗县市的农村牧区。盟市城镇共动员258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全盟先后安置天津、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知识青年19101人,安置盟内下乡知识青年25571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回城安置工作基本结束。”我所回忆的与知识青年的交往,只是在通辽数万知青蹉跎岁月的一个片段,是这一群体所走过路程的一个缩影。

上小学时,开始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早在“文革”之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通过报纸、广播知道了毛泽东主席1955年就发出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道了邢燕子、侯隽等从城市到农村发奋建设新农村,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而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是毛泽东主席1968年12月22日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这一号召,成为亿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动员令,并历时10年,形成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作者(中)和《青春洗礼》编委会的同志在一起

知识青年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群体的特殊称谓,是特指那些具有城镇户口,持有商品粮供应证的初、高中毕业生。那些本来也是初、高中毕业生,但不是城镇户口,不吃商品粮的农村牧区学生却不称之为知识青年。不管他们的文化程度多高,表现多好,都不称之为知识青年。因此,安置选调上也就不同,这种不同和差别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后来随着回到自己家乡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的增多,安置选调等问题也提出来了,因而把这部分人称为“回乡知识青年”。知识青年问题不仅仅是城镇上山下乡初高中毕业生的问题,而是全体初高中毕业生的社会问题,由一个群体的问题发展成为一个全国的社会问题。我小学时的老师张利就是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民办教师,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学生,算术、语文、音乐、体育一个人全教。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被称之为知识青年,至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家兄王宝山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是我们村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高中毕业生也没有人称他为知识青年,回来就回来了,和村里的其他同龄人一样干农活记工分分口粮。当时,村里这样的年轻人只有一个,也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就安排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又通过考试选调上了大学。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969年起,近距离地接触了下乡知青

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知识青年”,近距离感受他们的生活,是在1969年冬天。那时,我在奈曼旗章古台公社红星中学上初中。所谓的初中也就是原来的红星小学加设了初中班,叫“戴帽中学”,每天都要走5里多路去学校所在地红星大队上学。路过红星大队时经常看到从天津市来这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口音、衣着、举手投足都和我们不一样。那时,我们只有十四五岁,看他们就像看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一样愉悦。首先是他们的“津腔”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干嘛呢?”、“嘛事?”这些话,至今都是我和天津同学见面时要说的话语。还有他们的衣着我们从未见过,就是到了冬天,他们也很少穿棉衣,裤子都是制服裤,裤腿较瘦较紧,类似今天流行的牛仔裤。他们男女生三三俩俩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使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更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他们既会唱歌跳舞又会打篮球,他们唱的歌就像我们从收音机听到的歌曲一样好听。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连火车是啥样都不知道的农村孩子长了见识,各地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奔赴哲盟农村感到他们中间真是有能人呀!他们的到来给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边远农村牧区带了崭新的气象。这是我对知识青年的最初印象。

1971年4月,我来到通辽师范学校上学。5月下旬,学校组织我们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来自浙江、上海、天津等地的一大批知识青年,他们的口音、衣着各异,真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这些男女青年按部队的编制形式分成营、连、排、班,下田铲地时,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统一出发。休息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唱着歌放飞理想。吃过晚饭之后,有的看书学习、有的打篮球、有的唱歌、有的画画、有的拉小提琴等等,整个农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有的知识青年用纱布做成蚊帐支起来。一天的劳动结束后,不管多么累,每人都打来一盆水冲洗全身,一来讲究卫生、二来消除一天的疲劳。所见到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生长在农村牧区的我来说都算是新鲜事,它向我们传递着现代文明。我现在的一些习惯也是在那时学习养成的,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文明、很科学。

1972年,通辽师范学校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这些同学都是从北京、天津、浙江等地来哲里木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哲里木盟籍知识青年,包括一部分回乡知识青年。也正是从这时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了大规模选送上学、进工厂商店工作,开启了去大学读书,到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大门。这一届同学中有一部分是老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同学有文体方面的专长。有不少同学是盟队、省队的主力队员,有的还参加过全国的比赛。那些有专长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北京、天津、浙江的知识青年,还有一部分哲里木盟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谓是人才荟萃。学校按文、理科,文艺、体育专业分班。当时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开设的课程等满足不了他们的求知欲望,不要说进行标准化教学和训练,就连正常的教学训练也难以保证。比如说,篮球训练,没有室内篮球馆。在寒冷的北方,冬天就无法进行训练,学校只好在大礼堂内安上一副篮球架,待同学们吃完饭之后定期使用。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利用一切时间一切条件刻苦学习,争取一流的学业成绩。那时,盟里的一些重要文艺会演和体育比赛经常在通辽师范举行。所以,我们有机会和条件经常看到这些同学参加全盟的比赛。在国家急需各方面人才的那个年代,有的同学入学不久就被学校直接安排给低年级或市内中学去代课。不少同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当了老师,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分配到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到了中小学教学第一线的也都成为教学骨干。这些同学与时代同步前行,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担当起了历史重任,成为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文学家、艺术家、体育教练、企业家,有的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开鲁县和天津知青朝夕相处的日子

1973年10月至1975年10月,我被派到开鲁县北兴公社宏盛大队担任了盟委工作队副队长、队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和天津的十几位知识青年朝夕相处,亲身感受了他们的生活。戴刚同志是工作队带队领导,他是一位善于做青年工作,热心培养使用青年人的领导同志,在带队期间他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知识青年的成长。1968年8月,宏盛大队根据县里统一安排,共接受了30名天津知识青年,后从外地调来1名。到1973年11月,五年之内先后有20名知识青年选调上学或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工作。我们去时,没走的知识青年仍然是一个集体户,住在大队院内。院内有两排土砖混建的房子,东侧为知识青年集体户,小卖店和缝纫铺,共计七间房子;西侧为大队部、会计室、会议室共计七间房子。知识青年集体户占用5间房子,男生住两间,女生住两间,一间为厨房。集体户的户长叫刘居,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天津姑娘,说话慢条斯理,心中有数。她就是这十来个人组成的大家庭的户长,像老大姐一样管理着大家的日常生活,大家也很尊重她,整个集体户真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就是刘居,年龄最小的是赵嘉健,男生,23岁。集体户的生活也和当地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照样下地干活挣工分,年终按工分分红,除了挣回口粮外,还能分到一些存款。他们还养猪养鸡,以此解决食用油和改善生活。大家轮流做饭烧炕喂猪。有些活,他们在天津可能见都没见过,更不要说去做了。由此可见,随着他们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活虽说是日常零活,但对于他们日后成家理事,以至于管理一个部门、一个地区都是十分有益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与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从形式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就其内部成员构成以及各成员的思想观念、管理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乡村发展还是对那一代人的成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知识青年分赴哲盟各旗县农村牧区

在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我们对知青们加深了了解,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在生产队班子建设、安排学校教师、推广先进技术、广播宣传、文艺演出等方面都积极向大队党支部建议推荐他们参加,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有的当了团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妇联主任、妇女队长、学校教师等,上级抽调人员时,也尽量安排他们去,为他们的选调成长创造条件。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们是一个有着同一价值取向、生活目标、人生追求的群体。他们有知识、有理想、不迷茫。那时,他们十几个人中最大的已是二十七八岁,最小的也已是23岁,没有一个结婚成家的,没有一个公开谈情说爱的。虽然提倡晚婚晚育,可他们也都到了恋爱结婚成家的年龄。现在回想起来,盼着选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时,无论是选送上大学,还是选调进工厂企业,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未婚。因此,一个人把对另一位异性朋友的爱慕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通过对知识青年在农村这段时间的理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正是他们的青春发育成长阶段,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处在快速成长发育时期,是求知欲最强思想最活跃的阶段,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在这样一个人生阶段,一方面从城市到乡村巨大社会生活反差的磨练,他们学到了在城市、学校、课本里学不到的知识,成熟起来了;另一方面,各种信息、社会各群体的影响以及青春期的性格特点,人的生存需要、人生目标的追求、求知的渴望、恋爱婚姻、回报父母、实现自我价值、奉献社会、处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应对来自社会的压力等都是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也由一个群体的问题发展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以至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并在1973年4月提出统筹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上到下成立了“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五七办)”专门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并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选调一部分干部做带青干部,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季,我第一次见到了带青干部、公社的“五七”助理,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带青干部和“五七”助理的职责。带青干部就是在一个公社或一个大队,选派一名国家干部帮助管理、协调知识青年生产生活中的相关事宜。“五七”助理就是在公社专门设立一名干部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实际上是通过这些措施加强党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以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教育学院的“知青”同事和通辽师院的“知青”同学

1976年,我到教育学院参与组建工作。教育学院刚刚组建,急需一批教学和研究人员。9月份从通辽师院分来了5名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再加上教研室、教干校原有的知识青年选调上大学毕业分配的17名工农兵学员,共22名,占到全院教职工总数的70%,而且年龄都在27~31岁之间,成为学院的中坚和骨干。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时代不可逾越的一代人,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总要有他们的合适角色。不仅教育学院如此,其他机关、单位也是这样。只是一些领域多一些,一些领域少一些;一些社会层面多一些,一些社会层面少一些而已。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从各级领导班子到工厂农田,都有知识青年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历史,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脚步踏印着人生的轨迹。

1978年,我参加“文革”后全国高考的首次统一考试,录取到通辽师院数学系汉班学习。我们班级共有52名同学,其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27名。他们是:孙景生、殷文庆、赵国、谢三华、张万库、杨绍华、李广全、岳文刚、于瑞祥、程金城、王玉生、许雅凤、郭雅杰、杜学红、俞晓秋、顾家华、曹静、朱俊方、袁晓光、张海、刘志、杨正宇、张校平、张建军、李长富、单伟勋、高英中。其中,天津知识青年7人,北京知识青年2人,浙江知识青年1人,哲里木盟知识青年17人,哲里木盟知识青年中城镇下乡知识青年9人,回乡知识青年7人。从这些数字的分析中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知识青年占了班级总人数的54%,成为班级成员的主体,因而他们的思想、行动对整个班级产生着重要影响;

二是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班级知识青年同学的70%,远远高于回乡知识青年同学的总数。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学的思想、行动在整个班级处于核心位置。

三是农村牧区学生考入大学的比例低。说明农村牧区青少年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低于城镇,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参与同一水平的考试竞争。农村牧区无论是教学设施,还是师资水平都远不及城镇学校。

班级班委会、团支部都是民主选举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班委会中5名成员全部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些同学有在比较艰苦生活环境磨练的经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他们学习刻苦、办事认真、对人真诚,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引导班级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班风。团支部中有4位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家都热心地为同学服务,发挥了凝聚人心、团结同学、互帮互助、共同提高的作用。正是这样一个班集体,得到了学校、系里的充分信任,一些重要活动、艰巨的任务都交由我们班去完成。学校的防空洞、柏油面篮球场等都是我们班修建的。防空洞成了学校的地下贮菜库,两个柏油面篮球场是学校第一个黑色地面篮球场。

在文艺体育活动方面,这些知识青年同学成为了学校、系体育队和文艺队的骨干。程金城、于瑞祥等同学曾是哲里木盟京剧团的主要演职人员。程金城是《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于瑞祥是京胡演奏员。杜学红的芭蕾舞表演水平相当专业,至今都是那样的优美娴熟。郭亚杰每年的校运动会都要为系里拿到相当数量的分数,为系里争得荣誉。这些同学都是全面发展,品学兼优,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都非常出色。我们还在每周六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唱歌曲,顾家华同学担当起业余教员,教同学们唱歌识简谱。《歌唱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尼罗河畔的歌声》、《军港之夜》……,美妙悦耳的歌曲至今都使我们难以忘怀,时常唱唱回味当年的美好生活。

团支部书记俞晓秋是浙江省新昌县知识青年,瘦小的身躯架着一副白色高度近视眼镜,经常穿一身退了色的蓝劳动布工作服,梳着短发。别看她瘦小,可是干起活来非常认真卖力,一点也不比别的同学差,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在班级真像个老大姐。在学业上,也非常的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很好。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浙江话经常让我们听不懂。在和我们交流时,她尽量说普通话。在和大家交流时,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做起事来钉是钉铆是铆,从不含糊。她在女同学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王玉生,是北京下乡知识青年,上学时家里比较困难,四口之家,爱人还没有工作,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扎鲁特旗香山公社大白音宝力皋大队。他的穿着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使用的铁茶缸,白色漆面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字。茶缸都已掉了一些漆,缸的内壁沾了一层紫红色的茶锈。每天他都拿着茶缸到水房打上开水拿到教室边看书写作业边饮用。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晚自习结束时,大家叫他一同回宿舍,他看看手表还差几分钟,就对同学们说:“还有几分钟呢!”接着他又会朗读英语或作习题。这些同学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用知识武装头脑,使自己在原来历练的基础上更加有力量,以应对人生更大的挑战。

1982年毕业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同学申请分配到了北京、天津和浙江,还有一部分同学在哲里木盟工作了几年之后,到1995年全部调回了北京、天津。近两年,同学们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有的已退休。他们的子女也都超过了当年他们下乡的年龄,已经结婚成家。他们的子女的经历、知识结构、接受的信息、受到的教育与父辈们相比,不仅有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质的不同。两代人有代沟有沟通有差异有理解,在“理解万岁”的旗帜下共同创造着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当年知青对“第二故乡”割舍不断的情怀

1998年,我到扎鲁特旗任旗长。这个旗曾经是接受安置知识青年最多的旗县之一。来到之后不长时间,在1998年7月,当年下乡到这里的北京知识青年发来函,他们将组织几十人的队伍重返第二故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他们割不断的草原情怀。对此,旗委、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因为特大洪水的袭击,造成道路桥梁的毁坏,他们来到通辽之后就被阻断了前进的道路。洪水过后,在全旗人民奋力抗灾救灾的紧要关头,他们再度来到扎鲁特旗援助故乡的人民抗灾救灾。10月份,他们在齐煜珊等人的带领下,带着全体北京知识青年的心愿来到扎鲁特旗。当时,由我出面代表旗委、政府负责接待他们。我和他们一起举行座谈会、宴会,共同交流近年来扎鲁特旗的发展变化和他们自身发展情况。从言谈举止以及对往事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第二故乡是那样的深爱。当年住在谁家、房子是啥样的,房东的大爷大娘和家人的形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描述的是那样的惟妙惟肖,说到动情处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泪落如雨。这泪水或是对青春岁月付出的放歌,或是对曾经给他们烧过炕做过饭老房东的感恩,或是对千里草原千里路追踪的回味,或是对新农村新人生的苦苦思索……。几天的故乡回访,使他们感受了很多近年来都市生活未曾有过的惬意和震撼。一方面,蓝天、白云,绿草、牛羊,农田、谷禾以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乡村牧场都使他们心旷神怡,而另一方面高楼大厦、立交桥、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的都市与平房、土路、乡村学校的对比反差使他们思考着许多。他们决定募集资金献给第二故乡建一所学校。后来,我和旗人大主任色音巴雅尔同志专程去北京拜访王文彦(北京市地税局副局长)、范亭亭等同志。他们共捐献120万元,加上旗里拨付的一部分资金,于2001年建起了扎鲁特旗蒙二中教学楼,北京知青的光辉形象永远展现在扎鲁特草原上。

2008年,当年在哲盟下乡的天津知青重返第二故乡

在这次活动中,我偶然得知北京知青还有留在当地农村的。是感情的驱使,我曾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程到香山乡永乐村探访过北京知青张玲玲同志。她是1968年8月,从北京来到扎鲁特旗香山公社永乐大队的下乡知青。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与本村青年梁国富恋爱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儿子回到北京上学,女儿在本旗黄花山镇。我当时见到她时,看上去就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生活方式已和当地人没有任何的不同。像她这样留在当地的知识青年为数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与当地青年恋爱结婚生育子女的。她们不说有什么困难,快乐地生活着。但是我觉得她们克服了比别人更多的困难,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留在当地的知识青年在科研教学办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成就,有的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的爱情、他们的事业在科尔沁草原。他们的精神、劳动更应该得到人们和社会的理解、尊重。这些个体的不同情况说明,知识青年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由于每一个人的家境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因而在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所走过的路径不同。

2001年的“五一”期间,北京知识青年齐煜珊又带着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女儿来到扎鲁特旗香山乡五道井子村住了三天。她对我们说,“我对这里有说不出的感情,把孩子带来是想让她感受父辈们当年的生活,体验一下父母曾经走过的人生旅途,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以增强社会责任感。”这割不断的草原情,是一个母亲送给女儿的最好礼物。

2006年8月,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带领考察团来通辽市考察期间,重返她当年插队的科左中旗宝龙山镇王家套布嘎查

斗转星移,当年的知识青年不论他们现在职务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年龄有多大,三十多年之后,老乡见到他们时,还是那么亲切地称呼他们“知识青年”。不论后来每个人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段生活中的苦与乐、悲与喜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终生不忘的深深烙印。2006年8月11日至12日,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带领天津市政协有关同志和一些企业家来到通辽市考察,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到她曾经下乡的科左中旗宝龙山镇王家套布嘎查回访故地和乡亲。市政协派我陪同考察,这也是知青情结的巧合吧。我听说她曾是这里的知识青年时,敬仰之情从内心升起。一路陪同一路畅谈,一件件往事的叙述中都流淌着曹秀荣同志对人生、对未来的深深思索。听说曹秀荣和知识青年要回来,嘎查的老乡们把行车的路修得好好的,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捐资建设的小学两间教室里坐满了旗、镇和嘎查的干部群众,黑板上写着“热烈欢迎曹秀荣主席回家”。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着当年的情景,谈论着今天的变化,勾画着明天的生活画卷。座谈会后曹秀荣同志把带来的礼物一一送给乡亲,又和乡亲们一起照相。当汽车驶出嘎查时,在车上她又提起当年知识青年住的老房子。我问:“是不是回去看一下。”她说:“我非常想看看老房子还在不在。”于是,我们又掉转车头回到当年的老房址。乡亲们告诉她,过去的房子拆掉了,这是在原址上新盖的房子。曹秀荣同志走走看看,然后说:“在这里照张相吧,这里是我们的家。”一路上,曹秀荣同志特别的高兴,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知青岁月的往事。刚来时,她们听不懂蒙语,老乡们又听不懂她们的天津话。为了和老乡们交流思想,他们开始学蒙古语会话,最后达到用蒙语唱歌的程度。在宝龙山镇午餐时,曹秀荣同志还用蒙语和大家一起唱起当时流行的歌曲《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她还说,当地蒙古族老乡不吃狗肉,他们把狗杀了之后,我们拿来吃,好肉炒菜吃,筋头巴脑的用来做馅吃,这也是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生产队栽了一片苹果树,开完花之后却不结果。后来,她们找来了一些科普小册子学习,原来是没有授上粉的原因。第二年,她们用纱布做个小布带给果树授粉获得了成功。长春电影制片厂为此而拍摄了新闻记录片。在返回通辽的路上,她曾几次停下车,在这生活耕耘收获的田野草原上照相。一次照相时,脚下有一堆牛粪,工作人员示意换个地方,她说:“不用,当年我们就是捡牛粪当柴烧啊!”凝视那熟悉的草原、牛群羊群、玉米、葵花……,仰望那蔚蓝的天空飘荡着白云,我猜想她的思绪跨越了十年、二十年,跨越了世纪时空,插上青春的翅膀飞翔。2008年11月8日,曹秀荣再度回到科尔沁草原,同知青们一起参加在西辽河畔举行的《知青岁月》大型雕塑奠基仪式。在回忆那难忘的往事时,她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泪洒故地。这泪水是回顾青春,是思索人生,是放歌理想,是诉说一代人的故事……

(2011年3月修改于通辽)

* 王宝湖,蒙古族,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毕业,现任通辽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先后担任过通辽师院教师、中共哲里木盟委宣传部科长、哲里木盟委副秘书长兼盟史志办主任、扎鲁特旗旗长,通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